主页 > 成人教育 > 人间无师问鬼神:民初国语运动中吴稚晖扶乩问音韵考
2020-06-18

人间无师问鬼神:民初国语运动中吴稚晖扶乩问音韵考

1917年,主持“读音统一会”数年的吴稚晖,去上海灵学会下设之盛德坛参与扶乩,问音韵问题,得到陆德明江永、李登的三篇论音韵乩文。此三文在上海灵学会的机关刊物《灵学丛志》上发表之后,一时引起巨大社会的反响,灵学会认为此事为该会所做诸事中“惑人之力最大”者。鉴于吴稚晖的名气很大,社会和政治地位亦高,灵学会极希望通过此事扩大灵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吴稚晖参与此事,最初可能是出于好奇,在扶乩过程中,虽对扶乩有所质疑,但也未尝没有惊讶与叹服的态度,如他认为乩文“决非扶乩者所伪托,大约别有一物为祟”。但此事未经其允可而被公之于众之后,吴稚晖异常恼怒,公开极力重申自己一贯提倡科学、反对鬼神之立场,与扶乩活动完全划清界限。鉴于此事的社会影响很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当时提倡科学最力的杂志《新青年》遂刊发数篇“辟灵学”的文章,对此事加以批驳,其中尤以陈大齐、钱玄同的文章为代表。扶乩问音韵事件,对于一直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吴稚晖而言,或只是一段小插曲,但这一事件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科学与灵学论争的标志性事件,也开启了后来科玄论战之先声。本文转载自《上海文化》2019年第6期,原文注释从略。吴稚晖1930年代的肖像一、小引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学者,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在确立科学权威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批判鬼神迷信,“辟灵学”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先后参与到这一论辩中的学者有陈大齐、刘半农、钱玄同、陈独秀、易白沙、刘叔雅、王星拱等人。此处所“辟”之对象,主要指的是上海灵学会所宣扬的“灵学”。上海灵学会在1917年成立,是在西方灵学研究(psychical research)的影响下成立的研究机构,该会出版会刊《灵学丛志》。上海灵学会所设的盛德坛,是以扶乩活动为主的一个乩坛。盛德坛的扶乩活动,最有名的大概是徐班侯灵魂照相和吴稚晖参与的扶乩问音韵事件了。徐班侯灵魂照相事件,是因传统扶乩与现代新技术的结合而倍受社会关注,而扶乩问音韵学事件则是因为主角是著名人物吴稚晖而轰动一时。陈大齐在《辟“灵学”》中提到,在上海灵学会之盛德坛,某日“圣贤仙佛”临坛时,各有题诗,周末诸子居然能作七绝诗,孟轲且能作大草。又李登讲音韵,能知Esperanto(世界语)之发音,此真荒谬离奇之尤者也。答吴稚晖先生音韵三篇,该会中人自谓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上海灵学会及盛德坛进行过无数次的扶乩活动,而独称问音韵事件为“惑人之力最大,足以使科学家信服者”,可见这一事件在当时之影响。钱玄同在后来批驳灵学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一事件是盛德坛诸活动中“最别致”者:近来看见上海《时报》上登有广告说,有《灵学丛志》出版。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盛德坛”的机关报。其中所列的题目,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最别致的,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竟有陆德明、江永、李登三人降坛,大谈其音韵。我看了这广告,觉得实在奇怪得很,因此花了三角大洋,买他一本来看,究竟是怎样一回怪事。扶乩问音韵事件,因借助了吴稚晖的名气,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灵学会希望以此来提升灵学研究的社会认可度,而科学派的学者却意识到这一事件对于传播科学十分不利,遂发起“辟灵学”运动对灵学进行批驳。二、吴稚晖问音韵始末1917年10月15日,吴稚晖向盛德坛问询有关音韵学的问题,当晚陆德明降乩,进行回复。吴稚晖缘何会向乩坛问音韵问题,这要从他参与读音统一会开始说起。吴稚晖与读音统一会民国初造,要建构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语言的统一是件很重要的事,虽然此前已经有统一语音、文字的尝试,但尚未形成官方性的政策。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甫一迁京,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即于七月召集教育会议,八月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十二月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吴稚晖被聘为读音统一会主任。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2月15日正式召开,该会目标是确定法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注音字母。对于方言系统复杂的中国来说,这是颇为复杂的任务。正因为所涉及问题复杂,意见多有分歧,进展并不顺利,从读音统一会成立之初有关地域代表择选问题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后来渐至于出现因意见分歧而争执、吵架竟至于打架、代表退席等事件。无奈之中,吴稚晖也选择了辞职。交代这一背景是在说明,此事因是初创,难度极大,吴稚晖尽管殚精竭虑,但遭遇的困难还是极大的。外界对于国音统一问题极为关注,这也给吴稚晖增添了不少的压力。在读音统一会之后,吴稚晖也一直在参与国语运动的工作。面对许多困难,他的压力是巨大的。如蔡元培在1918年1月14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曾催促他说:教育部中甚希望大著《切音字典》早日完毕,因国语研究会现正积集[极]进行,欲借此以记住国语。而陈颂平即主任此事者,故颂平曾函询于先生,闻先生复函,颇责其迫促,渠甚惶恐,又嘱弟从旁一询,未知此字典究竟何时可成?这说明吴稚晖的工作一直在继续,而且压力未曾稍减。《灵学丛志》分析吴稚晖参与扶乩之事的原因,也谈到这一点:吴君为读音统一会编著简字,于立母定韵煞费苦心,搜集古今韵书,研求思索,数载于兹。今所叩问,盖系求诸现存书籍中而不可得其征实者也,今命陆氏答之。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吴稚晖数年来投入到读音统一运动之中,殚精竭虑,但遇到重重困难,外在的压力很大,学理上的困难也所在多有。在内忧外困,遭遇极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病急乱投医”,人间无师问鬼神,去参与扶乩,也算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说,他根本不相信扶乩,但出于好奇,就自己所关切的事问一下,看看“鬼神”如何作答,纯属作为一种消遣,也是合理的解释。第一次:陆德明降乩1917年10月15日晚,盛德坛开坛,由陆德明降乩回答吴稚晖所提的问题。当晚,吴稚晖并未到乩坛,他所提之问题,是由陈仲英提前带到盛德坛的。吴稚晖的问题是:周顒沈约未分四声以前,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崔光五韵诗,如何押韵?请西晋吕静或南齐周顒,必皆可得。或请前贤通韵学者宣示。陆德明降乩后所宣示的乩文如下:四声之说,古来无之,起于六朝,后之骚墨,奉为圭臬。原天地之籁,本具自然,发于喉者谓之宫,发于齶者谓之角音,发于舌者谓之徵音,发于齿者谓之商音,发于唇者谓之羽音。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或不尽同。沈氏初创,当时天子尚疑之,不见信用,犹存古法。周汉时之长言、短言,轻读、重读,即四声之起原也。后世浸淫其说,变本加厉,而古意以亡。司马九宫反钮,神珙三十六母,更属支离。幸陈第、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不致失坠。然诸书中广韵集韵,尚觉近古,分类亦详,无后世等韵之穿凿,而开合收送,广狭洪细,等次俨然,犹古音之几希矣。陆德明之乩文,是在16日翌晨送给吴稚晖的。吴对于乩文虽表示“心服”,但“惟于彼所疑问之主要,尚未能满意”。钱玄同也指出了此篇乩文是答非所问,特别是后半部分:更是“七支八搭”,胡说一阵子昏话。吴稚晖先生问的是“吕静韵集之‘宫商角徵羽’如何分配”,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韵学家有什么相干?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有大发明的像江永、孔广森、王念孙诸人,都不叙,忽然拉近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这也可笑得狠。这种“缠夹二先生”,真是“少有少见”。既是答非所问,吴稚晖还是希望能请到吕静、周顒,“并欲知崔氏五韵诗之押韵法也”。但欲请之人,并非一定会请到:吕周二人之灵魂是否至今存在,崔氏之著作是否为有价值而能至今保存于灵魂界者,此皆当然之问题,非可漫然致疑者也。这是灵学会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死去之人的灵魂存在时间之长短,与此人生前的成就和道德直接相关。如丁福保在那篇“扶持‘灵学’最为有功”、“可谓‘灵学’之精义”的文章《我理想中之鬼说》中谈到:人之功德学问,其浅深至不一矣,及死后或上升碧落或下入黄泉,悉视其生前功德学问之深浅而定其位置,无丝毫徼幸于其间也。人有最高之功德学问者,其灵魂如百炼精钢,其鬼亦有伟大之体力。卑视尘世,无一当其意者。所以不入轮回,虽经历数千年,而灵爽常在也。盛德坛这样的提醒,是提醒说并非所有的死去之鬼魂都能降乩,是否降乩要看其生前成就如何,灵魂是否因此得以存在至今。若按照无神论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乩坛争取主动权的一种说辞,即乩坛能决定何者能降乩,如此一来,也能掌握着扶乩结果的解释权了。第二次:江永降乩10月16日晚,江永临坛,宣示颇为详尽。而且还把吴稚晖现场口头所谈之问题答出,令“吴君神色顿现信仰之状态”。江永之乩文较之陆德明之乩文篇幅较长,所涉及的问题也多,如论音之清浊:“吕律相成,而万音以生。音本人之性情,以表其意,而宣其蕴。其清者为阳,发而舒;其浊者为阴,敛而郁。”又如论音、韵之不同,“盖古人之音,本于自然;后人之韵,起于人为。”似为一些音韵知识之杂糅,而无特出之观点。钱玄同评论此文时说,“江永的音韵篇,满纸胡言乱话,完全在那边说梦话。”详细列举数条荒谬文字,“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必为之皱眉摇头也”。当晚在录毕全文后,乩书云:“前录恐多讹字,试一读之。”于是:时俞君即圈句一过,再读一遍。将疑处摘录别纸,复习扶乩逐条随答,误者正之,其不误者即解释之。或许是修改解释花费不少时间,在当晚扶乩结束撤坛时,“司诰司谕示:以后每至八时三刻,即当撤坛,非有特别缘因,不得过限。”第三次:李登降乩10月17日,乩坛之“值坛使者”宣示:主坛圣谕,音韵之起自皇唐,渺兮穆兮,深邃奥微,当其娴玩,惟淑之是谟。惟念尔好兹念兹,爰命李氏降坛,续宣音韵篇三,以资考研。倘能虔诚以求,尔必能成乃事,遂乃志。盛德坛的“主坛”为孟子,“李氏”,为李登。乩坛常有此类的“预告”,虽然乩坛之“卫使者述李氏明后当到”,“众弟子书一纸,问陆氏、江氏、李氏之名。”乩书云:“唐陆德明,清江永,唐李登,治五方元音字母,以为是,则共录之,以自勉勗,以资征验。”10月21日晚,吴稚晖来到乩坛,“欲叩请李氏宣示音韵篇三”,当时吕祖(吕洞宾)正在临坛,众人认为李氏当日未必即到,但马上乩书云李氏已到。不论是预告还是乩文,都提到李登是唐代人,但这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李登是曹魏时人,怪不得钱玄同讽刺说,“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不是那做《声类》的李登。”《李氏音韵篇》中,争议最多的是其中竟然有外文字母,如钱玄同开列盛德坛的几大滑稽“帐”,其中一条就是:“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乩书中竟然还提到了世界新语、英法德奥(美附于英)、日韩满蒙回藏、希斐尼基古文、暹罗、天方、阿剌伯、阿第安、苏门答拉、爪哇等文。在《灵学丛志》第一卷第二期的《记载》栏中,杂志特加按语加以解释,称外文字母音表是请一位外国乩仙“侯氏”所造,而非李登所作:“旋宫之义明矣”句下,有旁注云:“报侯士到司译通翻”八字。知已[以]下音表所列各国字母,当系侯氏所作,而经司译通翻者,编第一期时,偶不经意认为李氏本篇内之文字。今重加推究,知侯氏造列音表,其余说明等文,或系司译自述其意。或特奉主坛之谕如此云云,当非李氏所作也。此处“侯氏”,乃是一欧洲人,10月22日乩书云:“昨日侯士归国后,道及此处设坛扶鸾,研究学术,当蒙法哲允来一游。”可见,所言“侯士”是外国人。乩坛还特别声明,乩坛并无懂西文者:“在坛职员中无娴西文者,时适有某报记者在坛参观,代录数字,亦不能成句。”近现代的乩坛,较之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特点,便是出现了许多外来的乩仙。苏格拉底、托尔斯泰等人,经常出现在中国的乩坛中,如一次乩仙临坛,人问其名,答曰:“《几何原本》作者是也”。十分有趣!三、扶乩前后吴稚晖态度之变化首次参与扶乩时吴稚晖虽是科学主义的支持者,但盛德坛开坛之后,他曾多次参与,在1917年9月到10月间,他至少三次参与扶乩,分别是9月17日、10月16日、21日。9月17日,俞复、丁芸轩二人扶乩,请已死去十年的友人杜孟兼临坛,杜生前住在鸿兴坊,死后停柩于上海锡金公所。吴稚晖或是第一次参与,俞复也或是为了提高吴稚晖的兴趣,在请问之时专门向杜孟兼问道:君习英文,能写英文句与老友吴君面谈否?十分有趣的是,俞复请问之后,“乩书‘余’字,下接西字母,不甚能辨识。”以西文应对,算是对俞复的回应。杜孟兼降坛之后,玉英真人、玉鼎真人先后降坛。玉鼎真人乩书曰:人间万事皆非真,吾存吾性保令名;与世无尤物无竞,有为有守独行吟。“独行吟”三字三易而成,看到此,吴稚晖或觉得鬼神作诗亦有踌躇之态,故“在旁匿笑”。在乩坛窃笑,是不敬重鬼神的表现,是为乩坛最为忌讳之行为,乩仙常常就此教训众人之心中不虔诚。吴稚晖的匿笑,惹来玉鼎真人的回应:吾诗本随意凑成,以试扶手,且多扶不出。只可将就,不值大雅一笑也。俟扶手纯熟,或普鹃来沪,当有文字候教,吾去。此中所提“普鹃”,指的是盛德坛的主要创办人杨光熙之子杨瑞麟。杨因事返无锡,因扶手生疏,不能尽兴表达,而导致“诸仙失去”再加上有参与者内心不诚,就更让乩仙不悦。刘半农曾对这一细节评说道:真人何其如此虚心,又何其如此老脸!想亦“扶手太生”,临场恍惚,致将拟就之词句忘却,再三修改,始能勉强“凑成”耳!乩坛对于内心不诚、或故意捣乱的参与者十分在意,许多时候乩仙未能如预期降乩,往往归于有不诚心的参与者。乩仙的体系中,还有专门负责纪律的机构“秉钺部司律司”,经常谕示提醒:“凡叩问参观,均宜恪守坛规,不得心存诽讪。”所以,玉鼎真人离去之后,土地临坛,乩书云:往往神临为喧声所扰,扶手又生,致不成文句。以后务宜静肃,并不可以立于案之两头。今日玉英真人即因此不能续行宣示,只得去也。从吴稚晖第一次参与扶乩之事可看出,他对鬼神临坛之事或不太相信,至少没有抱有十分虔诚、崇信的态度。三次问音韵时但在第一次问音韵问题之后,吴稚晖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10月15日陆德明临坛,吴稚晖并不在场,次日吴稚晖到坛,“谓乩上能出此种文字,实已对之心服。”10月16日是江永临坛,吴稚晖全程参与:是日吴君在坛候示,至终篇后方去。乩书至宫隆居闾时,吴君神色顿现信仰之状态,盖其问题中并未及此,全系答其口也。吴稚晖在江永临坛之前,与众人交流一些问题,“龂龂告人”,而这些问题并未写入他向乩仙请问的问题之中。但扶乩中却出现了对于他口头所言问题的答复,“盖其龂龂所辨者,神听已及之矣”,遂引起了吴稚晖的惊异和信仰。尽管这些按语多出于俞复之手,而俞复对于扶乩崇信颇深,故文字或多有渲染之词。但是吴稚晖的态度有所变化,大体还是可信的。问音韵事公之于众后但扶乩之事后不久,吴稚晖给俞复写信,其中曰: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其预兆乎?弟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使我家土壁虫张目。尽管提倡科学是吴稚晖一贯的态度,但对于扶乩的态度缘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变化,还是很令人疑惑的。吴稚晖参与扶乩,并问音韵之事,很快就在社会上传播起来。蔡元培1918年1月14日给吴稚晖的信中,专门问及此事:康心孚见告:上海有一乩坛,曾为先生请得江艮庭先生(或是江慎修先生之误)之魂剖解许多音韵上疑义,先生已深信之,而康心孚之弟又曾在坛中与其父交谈,均确否?蔡元培还在信末叮嘱“请便中详示为幸”,可见对此事之关切。《灵学丛志》第一期也是在1918年1月出版的,蔡元培此时应该尚未见到刊物。据钱玄同的文章看,吴稚晖应该是回复了蔡元培的信:我还看见吴先生给蔡孑民先生的信,信中有此音韵三篇陈义敷浅,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与音韵之学相去尚远之说。(此约举其意,非直录吴君原信之语)信中所说“仅可供场屋中对策之用”,或可用钱玄同同篇文章的一段话来说明:记得十五年前,我遇见一位“孝廉公”,他说,他乡试时,答过一个“句股”题目。其实他于句股之学从未研究,瞎七搭八,画了几个圆的、三角的图,填上些“甲乙丙丁”的字,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连他自己也看不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若和那位先生的句股之学相比,一个是十六两,一个便是一斤。吴稚晖的大意是说,乩文虽貌似在谈论音韵,但却是不懂装懂的胡言乱语,并非是真正的学问。吴稚晖在蔡元培写信之日的四天后(1918年1月28日)即去蔡元培处,“详示”其事,当时在场者还有钱玄同、李石曾等。钱玄同当日的日记记录了吴稚晖与他们交流了参与扶乩的事,此则日记对于理解吴稚晖对扶乩的态度,以及吴稚晖在扶乩之事公之于众之前后态度的变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信息:今日在蔡先生处见到吴稚晖先生,他说近来在某乩坛谈音韵之学,忽有李登、陆德明、江永降坛,此事吴先生因与提倡科学甚有阻碍,本欲秘而不宣,无如为信者载诸报章,因此吴先生深为愤恨。吴先生以此扶乩者全不懂音韵之学,因谓此怪物固非李、陆诸古人,然亦决非扶乩者所伪托,大约别有一物为祟。李石曾先生则谓此事在科学上或亦可解,不必委诸渺茫无稽之怪物。大概的情形是,吴稚晖对于扶乩问音韵之事,虽不尽相信,但还是抱有一些鬼神使然的态度,认为“大约别有一物为祟”。但参与扶乩之事,和他些许有点相信的态度,与他一贯的科学立场是悖离的,他“本欲秘而不宣”,不想为外界所知。但俞复等人却将此事作为宣扬上海灵学会和盛德坛最好的素材,这让吴稚晖“深为愤恨”,非常生气,所以才在给俞复的信中坚决地表述自己的立场:“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不忍见科学不昌。”俞复与吴稚晖是旧交,彼此非常熟识,俞复认为吴的态度在消息公开前后发生的转变,并非完全是因为不相信鬼神与扶乩,而是因为碍于科学势力独胜的局面,从于时代风尚而耻言鬼神:今之学者,耻言鬼神二字。一若言之即自侪于巫覡之伦,为科学家所失笑。俞复且专门提到,吴稚晖之所以反对扶乩,是因为其某个亲戚能扶乩,但吴稚晖对之颇为厌恶,恶其人,遂恶其行事,因此对扶乩亦无甚好感了:君有戚某,鄙人也,形状秽恶,人以土壁虫目之,亦能扶乩,逐役于伪道一流。君素恶其人,故并其所为亦轻蔑之。俞复说,对于有“科学”基础的乩学来说,并不能因为某人某事而失其价值:乩学不能因君家某而永堕其价格,真理不久霾,得时而大昌,运会之盛,其不远乎?吴稚晖一生主张科学甚力,对于鬼神之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参与扶乩期间的态度,因为是俞复的转述,与事实当有所出入,即便如其所言,有信服之态,当也是特殊情景下的一种惊异反应而已。但其“别有一物为祟”的说法,因是钱玄同的转述,大概是可信的,这一说法表明,吴稚晖对于鬼神的存在,大概也非是一种决绝的无神论态度。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鬼神信仰的普遍存在,许多知识分子都崇信鬼神之存在,吴稚晖表现出的些微的信仰态度,似乎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科学与灵学、迷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非无神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中国近现代的语境中尤为如此。吴稚晖的态度变化,提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四、科学派之“辟灵学”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提倡科学最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吴稚晖扶乩问音韵之事公开之后,在社会中影响甚大,这引起了科学派的学者们重视:对于吴先生此番举动,约有两派议论:一派是头脑清楚的人,说:“怎么吴稚晖也信起扶乩来了!他从前做《新世纪》、《上下古今谈》的思想见识到那[哪]里去了?”一派是昏头昏脑的人,说:“你看!吴稚晖都相信扶乩了,可见鬼神之事是的确有的,是应该相信的。”前一派的议论,不过损吴先生个人的价值,后一派的议论,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本志以诱导青年为唯一之天职,不可不有所矫正。作为吴稚晖的好友,且为《新青年》的主将,颇知内情的钱玄同在批驳乩文的同时,也为吴稚晖进行开脱:惟吴稚晖先生实为极端提倡科学,排斥邪说之人,这回因为被朋友所拉动了一点好奇心,遂致那个什么“盛德坛”上发现这三篇讲音韵的怪文章。真正对扶乩问音韵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的是陈大齐。《新青年》中对于灵学批判最有力量的文章是陈大齐的《辟“灵学”》。陈大齐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先驱,1917年,陈大齐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在《辟“灵学”》中,陈大齐首先梳理的概念是“有意作伪”与“无意作伪”。扶乩无疑是一种“作伪”,只是有“有意”和“无意”之别。有意作伪者是“奸民”,无意作伪者是“愚民”。对于有意作伪,在学术上并无讨论的必要,只能依靠揭露其作伪行为,并请执法部门来处置。而无意作伪,是该文论说的重点。陈大齐主要利用的是弗洛伊德学派的下意识理论来解释扶乩。在他看来,无意作伪“在现今心理学视之纯属扶者之变态心理现象,精神病者优为之,固不待‘圣贤仙佛’之降临也。”对于一些无意作伪的扶者来说,情况或许真的是手并未主动发出动作,而乩能自动(automatic action),而其实乃是“扶者之无意识的筋肉动作耳”。陈大齐举出西方与扶乩类似的活动Planchette,经过实验,这种自动书写活动是源于扶者之无意识运动,绝非圣贤仙佛之力所致。在《辟“灵学”》和《心灵现象论》的著述中,陈大齐举出许多例子加以说明这种下意识行为。信奉灵学的人或认为,扶乩所得之文,往往超出了扶者之能力,非扶者所能作,尤其是答吴稚晖音韵三文,“扶者毫无小学知识,即欲伪造,亦断无伪造之实力耳。扶者意识之我尚不能作,乃谓扶者下意识之我为之。试问扶者下意识之我何由能作此文耶?”。灵学派的观点是,若谓扶者作伪,前提是扶者能有此作伪之能力,但实际上扶者并无相关知识,下意识能作文,也是需要意识之中有相关知识的,若全无一点知识,则下意识也难以作出文章来。如此一来,扶乩则只能是“圣贤仙佛”之作用于扶者之手。这一论点颇能受到普通人的认可,对于维护灵学派的主张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陈大齐说:此种见解实为创造“灵学”之大护符,而亦常人不敢绝对排斥“灵学”之一大原因。但陈大齐根据心理学理论指出,意识不能为之事,下意识未必不能为之:盖意识之我统领身心,终日营营,以经营切己之事为专职。其有与一身利害不甚密切之事,有时虽映于吾目接于吾耳,吾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者有之,或虽一时闻见而知之,及时过境迁,遗忘净尽,不稍留痕迹者有之。下意识之我则不然。以清闲之身处无事之位,得从容闲暇以观察意识我所视为不切己之事物。故意识之我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下意识之我得见之闻之,或意识之我所既经遗忘不稍留痕迹者,下意识之我得牢记之,且经验当时之情形无丝毫之异。落实到扶乩问音韵事件上,虽不知扶者是否有小学知识,即使假定扶者没有任何小学知识,也是可以解释为何能扶出音韵学的文章来的:其扶者有小学智识与否,非吾所敢断言,今假定扶者绝无小学智识,于平常精神状态断不能作此种文字。然安保扶者不尝寓目于音韵之文,意识之我虽忘之,而下意识之我犹忆之耶。人之不解音韵者,平时偶见音韵之文,或以不能尽明之故,或虽能解,以无关于己,便恝然置之。此盖事理之常,故其意识之我毫不解音韵,断不能作音韵之文。然其下意识之我与意识大异,或于意识之我不留意时,尝留意于他人案头音韵之书,或意识之我偶读音韵之文,觉无味而欲舍者,下意识之我以极浓之兴味欢迎之,一字一句深入记忆,遇有表现之机会,便牵合各处所得材料,作成音韵之文,以自惊惊人。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中,进入到一种“入神”(trance)状态,在这一状态下,巫师的意识处于“轻度或部分的催眠状态”,而“平时所没有意识到的处于潜意识下的思考或知识便被唤醒,有时甚至会刺激出隐藏的知性。”乩手的状态颇类似于此,在入神的状态下,许多潜藏的认知被发散了出来。就盛德坛来说,乩手的问题十分重要,盛德坛早期最为重要的乩手为杨瑞麟,若换为其他人扶乩,则效果甚差。如《灵学丛刊》关于1917年8月22日晚的记载:乩自十八日起,均由杨君瑞麟兄弟同扶,今日适有事他适,由杨君宇青俞君仲还试扶久不出字。……少顷,瑞麟到,即与俞君合扶。俞复后来经常练习,逐渐也成为重要的乩手,如1917年8月25日乩书云:“俞君之手,亦已练熟,可为值坛弟子。”但杨瑞麟还是最为重要的乩手,在他因事离沪返回无锡后,乩坛经常因为乩手的问题而扶不出内容。有一次俞复叩问练习到何时才能成熟,乩书示曰:众弟子诚心,人人要扶鬼神论,须发起请瑞麟来沪,驻坛教练半月,成文句,方可赴锡。今日实无妙手,真真难扶。望速速飞请瑞麟到此,即日可出文句。此后多次提到因为扶手太生疏,而鬼神难以畅言。在吴稚晖问音韵时,主要的扶者应是俞复。俞复为光绪二十年之举人,传统学养深厚,对于音韵学这种“小学”,当有一些基础。由他而扶出音韵文章,应当是毫不奇怪的。吴稚晖或因好奇一时兴起去扶乩请问音韵问题,但此事却被上海灵学会以《灵学丛刊》为平台大肆渲染,借此来提升灵学的影响力。科学派的学者看到此事在社会上影响甚大,遂以《新青年》为平台展开“辟灵学”的批判活动,以此为倡导科学扫清障碍。扶乩问音韵事件遂成为了灵学派和科学派论争的核心。吴稚晖扶乩问音韵事件,对于一直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吴稚晖而言,或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科学与灵学论争的标志性事件。【作者简介】王宏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美学的起源、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扶乩文化、巫术与中国审美文化等。 责任编辑:韩少华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